从佃农之子到华人首富——台湾“聚财之神”蔡万霖传奇

作者：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 迟玉德

在历届“华人首富”中，台湾霖园集团创始人蔡万霖恐怕是最为沉默的一位。

1989年到2002年，蔡万霖一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台湾首富”，1995年则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华人首富”，但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包括在2004年即将离世之际。

对于外部世界，蔡万霖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对于自己的成就，他不说别人也都看得到。作为一个从八岁开始闯荡台北，从社会最底层一步一个脚印打入上流社会的商人，他更在乎的不是通过言辞来塑造自身形象，而是通过功业来改变家族命运以及社会面貌。

佃农之子

1924年11月10日，蔡万霖出生于台湾苗栗县竹南村，为他接生的不是产婆，而是他的父亲蔡福安。这倒不是因为他父亲是一名医生，而是家里实在穷得请不起产婆。

蔡家所在的村子地少人多，土地贫瘠，除了种田外，没有别的营生。当地还时常遭遇台风，而台风一来颗粒无收。在这种环境下，蔡福安精打细算也难以周全一家人的生活。更艰难的是，和当时很多家庭一样，他们还子女多，共育有五男三女，蔡万霖是第三个男孩，而每个孩子一出生就是一张“讨债”的嘴。

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蔡万霖的个头很矮小，成年后都不足一米六。但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他的大哥蔡万生发育得更不好，还未成年便因心肌炎无钱医治去世了。

生活将蔡氏夫妇逼到了墙角，但他们并未丧失斗志，就在蔡万霖出生、家境极为艰苦的1924年，夫妇俩决定勒紧裤腰带省钱，供二儿子蔡万春到当地的竹南公学读书。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唯一的希望了。

蔡万春出生于1916年，比蔡万霖大8岁，非常聪明，读书成绩也很好。除了读书之外，他还常和弟弟蔡万霖一起陪父亲下地干活，另外去打一些短工，比如帮别人家盖房子。但即便如此，家里的经济条件还是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到蔡万春16岁时，家里实在没钱供他念下去了。

蔡万春

为了寻找出路，1932年3月的一天，蔡万春发起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他表示要带着8岁的弟弟蔡万霖，去投靠家在台北郊区的大姨夫，希望能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

蔡福安夫妇答应了老二的请求，随后去买了两张火车票，并把全家仅有的2.9元钱交给老二，最后嘱咐道：“以后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上阵兄弟兵

到了台北之后，蔡万春和蔡万霖先是从最熟悉的营生做起，他们在万华的汀州路一带种菜，然后将菜贩运到闹市区叫卖。当时是日治时期，他们发现日本人买菜时一般不会挑挑拣拣，也不怎么打价，比较有利可图，而且没有多少人敢做，于是他们就专攻这个市场。

这份营生让他们稳定了下来，蔡万霖也开始上学。不过，蔡万春的理想不是跑到大台北来就当个菜贩子，次年他结束了卖菜生意，转而进入日本著名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做推销员。

蔡万春在资生堂干了七年，第三年就被晋升为台中分公司经理，是资生堂的第一个本省籍主管。

1939年，蔡万霖的学业读到了一个阶段，15岁的他不想继续念下去了，也想出来赚钱养家。不久，他在大姨夫家附近的一个空心砖厂找到了一份按件计酬的工作。由于工作认真且勤奋，他每次都能拿到最高的薪水。

看弟弟蔡万霖如此用功，哥哥蔡万春觉得，兄弟俩与其都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创业，于是在1940年辞去了资生堂台中分公司经理之职，回到台北找项目。

一天，蔡万春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可以用鱼类、水果和蔬菜合成酱油。他凭借童年的经验觉得此事可行，于是一边研制配方，一边筹措豆类原料和寻找买家。当时搞到豆类原料和获得最大买家都需要当局认可，这时，蔡万春之前的积累便起到了关键作用，为生意的落地铺平了道路。而这个酱油生意让兄弟俩赚到了第一桶金。

一位台湾媒体人向华商韬略介绍说，在以上过程中，蔡万霖一直担当蔡万春助手兼谋士的角色，逐一落实哥哥交办的各项任务，而且对来往账目记忆得特别清楚。兄弟俩的分工大体可总结为：哥哥蔡万春主外，弟弟蔡万霖主内。

酱油生意之后，他们又开发了米醋生意，也大获成功。之后，兄弟俩又凭借赚到的大笔资金进军食品、杂货、旅店、矿业、橡胶和日化等多个领域，从中赚了不少钱，到台湾光复前已积累了60万元资产，在台北商界颇有声名。

进入金融业

1949年，蒋介石带领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进入新的时代。这时，已在台北颇有影响力的蔡氏兄弟决定更上一层楼，而第一步就是打通政界人脉。

1950年，台湾推动县市“议员选举”，蔡万春积极参与并竞选台北“议员”成功。此后，他便和弟弟蔡万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并分别当选过两届台北“市议员”。在这一背景的支持下，兄弟二人开始向更高门槛的生意——金融业进军。

蔡氏兄弟进入金融业的第一炮是入主十信。

十信全称“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是日本人于1911年成立的一家基层金融机构，在台湾光复后由国民党政府托管。一直以来，十信都显得很不起眼，在全台湾的73家信用合作社中排名第61位。到了1957年，连台湾当局都不愿意再经营十信了，转而寻找承包人。

蔡氏兄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当时正大量购置土地，急需周转资金，而有了十信就有了融资渠道。不久他们便加入了竞标队伍，并凭借在政界的影响力，顺利拿到了十信的经营权。

入主十信之后，蔡氏兄弟提出了“一元开户幸福存款”的口号，希望通过降低储蓄门槛，快速做大储蓄规模。而这个口号正好契合了台湾当局的政治愿望，它也希望通过促进民间储蓄来筹集经济发展资金。

为了表示支持，蒋介石甚至亲自到十信存款，而随后大批高层纷纷效仿。于是，“幸福存款”运动迅速风靡全岛，连中小学生都办了“幸福存折”。这使十信仅用四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全台第一大信用合作社。

受此鼓舞，蔡氏兄弟于1961年在金融行业再度出手。

当时台湾当局首度向民间开放保险业，释放出八张保险牌照，具体事务则由1966年成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的严家淦（gàn）主持，而严家淦则将其中一张牌照给了一个叫林顶立的前国民党特工。

林顶立知道保险是个好生意，但他没有那么多钱——设立资本需要3000万元新台币。于是他找到台北商界名人张传祥，但很可惜张传祥也没有那么多钱。不过张传祥有找钱的渠道，他曾做过台北市议会“议长”，与蔡氏兄弟是同僚，关系一直不错，他知道蔡氏兄弟有钱，而且为人可靠，于是就带着林顶立去寻求合作。

三方见面后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成立国泰系保险公司的合作协议。1961年3月16日，国泰产物保险公司成立；8月15日，国泰人寿保险公司成立。在职权分配上，林顶立担任董事长，蔡万春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蔡万霖则担任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这两家保险公司还得到了严家淦的首肯，他派自己的门生、财政部门负责人周宏涛，参加了于9月10日举行的国泰大楼启用剪彩仪式，并且签约成为国泰人寿的第一位保户。

严家淦

“国泰”这个名字是林顶立取的，寓意“国泰民安”。此后，台湾真的富裕了，而蔡氏兄弟则在这一过程中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有了保险平台之后，蔡氏兄弟更加忙碌起来，兄弟俩的分工仍然不变：蔡万春担任董事长，负责战略和对外事宜；蔡万霖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业务和内部管理。

在蔡万霖的操盘下，国泰产险和国泰人寿发展得都非常快，而且明显高于同业。其中，国泰产险在成立之后三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9%、32%和38%。国泰人寿的情况也差不多，其市场占有率则更可用“惊艳”来形容，到1963年（成立两年后）就达到了31.6%，到1967年（成立六年后）更达到了42.8%。在保费规模上，到1971年（成立十年后），国泰人寿的普通寿险有效保单突破了100亿元新台币，市占率则更攀升至50%。

除了保险行业之外，蔡氏兄弟还进入到房地产、塑胶和海运等行业，于1964年成立了国泰建设公司、国泰塑胶公司和国际海运公司，并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

那么，蔡氏兄弟何以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华商韬略总结了以下三点：

首先，蔡万霖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去抓主要问题，抓一个生意的总纲。他常说，“我掌管这么大的家业，首要的是必须抓住这个‘纲’，不然的话就会出乱子，甚至会搞砸锅。”

以国泰人寿为例，公司发展初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拉队伍、建班子，之后才可以谈其他。

华商韬略掌握的资料显示，1963年10月到1966年4月，国泰人寿通过媒体共发布了305次招聘广告，每次录取约300人，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培训了大约10万名保险代理人，而且招募对象的80%是全职太太、毕业新生、退伍军人、退休教师和公务员等可靠群体。

有了队伍之后，蔡万霖便将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干部上。对于外勤部门，他一天跑4个单位，最多时跑5个，亲临一线督导。对于内勤部门，他也采取类似的方式，他的办公室位于国泰大厦的第28层，他会随时搭乘专用电梯到每一个楼层巡视，一是了解那里的业务情况，二是查看基层员工的工作状态。

蔡万霖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通过这种对于内外勤全面而细微地了解，他能第一时间了解公司的问题以及员工的状态和想法，从而在决策层面做出快速反应。此外，他的工作状态和高强督导还使每一个干部时刻不敢松懈，都加班加点地工作。

品牌建设方面花样繁多，他指挥属下去闹市区拉横幅，立宣传板，发传单，使用一切手段让民众看到并记住“国泰”品牌。通过这样经年累月的积累，国泰渐渐发展成台湾民众最熟悉的品牌，极大拉动了业绩的增长。

最后，蔡氏兄弟非常舍得在增强品牌公信力方面下本钱。兄弟俩曾专门去日本考察金融业，发现大的保险公司都拥有自己气派的办公大楼。回到台湾后，他们就决定建设自己的办公大楼，于是于1964年到1968年在高雄、台中、屏东、彰化、新竹和基隆等城市大量买地，共建成了109幢国泰大厦。

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蔡氏企业集团在台湾商界已首屈一指，风光无二。

然而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一场变故，并引发了一场危机，险些将这个大富之家打翻在地。

分家与危机

1979年蔡万春突然中风，从此无法工作，这一变故让蔡家人不得不思考家族企业的前途。

家族已参与到企业运营中的成员，包括老三蔡万霖、老四蔡万才、老二蔡万春的长子蔡辰男及次子蔡辰洲等，在综合各种因素之后决定分家，并最终达成了“六分天下”的分家方案。

其中，蔡万霖分得十信、国泰人寿、国泰建设和三井工程等；蔡万才分得国泰产物保险；蔡辰男分得国泰信托和来来饭店等；蔡辰洲则分得国泰塑胶和国际海运等。

这个分法基本满足了各方诉求，不过由于当时交叉持股严重，叔侄之间常会产生一些摩擦。为了彻底厘清各自的经营权，蔡万霖以整个集团最优质的资产——十信为筹码，与两个侄子交换其手中的国泰人寿股份。在蔡万春的力主下，这笔交易最终得以达成并交割，这之后，国泰人寿就归蔡万霖所有，而十信就归蔡辰洲所有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蔡辰洲在得到十信之后，竟干出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祸事。

蔡辰洲个性张扬，抱负远大，而且好大喜功。他一直都有一个抱负，就是能干出一番超越父辈的功业，而十信让他觉得有了实现抱负的工具。

蔡辰洲的计划是，用十信的资本去大量收购多个领域的亏损企业，然后将这些企业扭亏为盈，从而构建一个超牛的企业集团。这个想法本来没有错，错就错在蔡辰洲太着急了，他在没有成功经验的前提下，就到处疯狂收购高负债企业。而为了快速筹措收购资金，他又让十信以高于银行四倍的利率吸储，结果将十信拖入了债务黑洞。

此外，蔡辰洲还大张旗鼓地进军政坛，希望借此建立可信赖的公众形象。他先是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又于1982年当选为“立法委员”，并在“立法院”内与王金平等组成“十三兄弟”派系，其出镜频率之高甚至引起了蒋经国的反感。

不过这么高调的宣传，仍不能缓解十信的债务危机，到1985年，十信的负债总额已成天文数字，而蔡辰洲仍不肯收敛，还在大举违法放贷，结果被监管部门盯上。不久监管部门勒令十信停业整顿，而这直接导致储户疯狂挤兑十信，结果很短时间就把十信挤兑破产了。

十信破产引发了连锁反应，储蓄客户人心惶惶，对各家金融机构都开始不信任，掀起了一波挤兑潮。其中，蔡辰男的的国泰信托被挤兑得最厉害，几天之内就被提走了150亿元新台币。国泰人寿和国泰产险虽然因自身经营良好顶住了压力，但遭受损失的储户却要求这两家公司的所有人——蔡万霖和蔡万才对蔡辰洲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打出了“蔡家债蔡家还”的口号。尽管这个诉求没有道理，但却架不住人多势众，当时这批讨债人有10万之众！

汹汹群情之下，蔡万霖和蔡万才发表了一篇《情、理、法》的声明，表示他们与蔡辰洲旗下企业没有关系，不承担其债务，不过，他们同时考虑到民众的意愿，决定分别拿出3亿元和2.5亿元新台币稍作补偿。

对于这一方案，讨债储户表示无法接受，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总额高达近200亿元新台币。这些储户不甘心就这么白白损失，于是又向政府施压，而政府最终让这笔债务落到了蔡辰男头上。据报道，蔡辰男直到70岁才彻底还清了这笔巨债，而惹祸的蔡辰洲也付出了代价——他被台湾法院判处670年监禁，并于入狱两年后的一次保外就医过程中病逝。

蔡辰洲

这一事件就是著名的“十信弊案”，是台湾近现代史上第一次重大金融危机。此后，蔡万霖在行事上变得更加低调，几乎再未接受过媒体采访，也再未踏足过政坛。

霖园时代

分家之后，蔡万霖将自己分得的产业组成了“国泰人寿集团”，后来又改组为“霖园集团”。早在霖园集团发展初期，蔡万霖在发展策略上就与侄子蔡辰洲截然相反，显得相当“保守”，十信弊案则更加剧了这种保守。

首先，蔡万霖将国泰人寿的年增长目标从50%调降到30%，同时成立了售后服务部门，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精细化管理，希望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来巩固已有市场。这项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客户忠诚度和品牌美誉度都大幅提升，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业绩的增长。

其次，蔡万霖将国泰人寿的保险资金进行了比较保守的投资，基本上是1/3用来放贷，1/3购买股票，1/3投入房地产。

在房地产投资上，他也表现得比较落伍，主流的房地产商当时都是“囤地—卖地—套现”，走短平快路线，而他却坚持“只租不卖”。没有人能准确知道蔡万霖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策略后来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回报——台湾房价在此后几十年疯狂上涨。不过，蔡万霖也因此又背上一个黑锅——“炒高台湾房价”。

再次，蔡万霖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对内及对外放开保险业的过程中，异常坚决地拒绝推出当时风靡全台的高预定利率保单。这一决策使国泰人寿的市场占有率出现了较大下滑，但却因此避免了高预定利率保单所带来的巨额亏损——那些依靠高预定利率保单红极一时的保险公司后来都遭受了惩罚，或者潦草收场，或者易手他人。

最后，蔡万霖对员工非常好，他的信条是“财散人聚”和“有福同享”。1986年，他拿出价值4亿元新台币的股票，配股给科长级以上高管，次年则又在股市大涨时给服务一年以上的员工配股，发放了价值30亿元新台币的股票。

通过对以上策略的坚守，霖园集团在蔡家的各分支中发展得最好，而且取得了世界性成就。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掌握数据显示：1987年，蔡万霖的个人净资产已经跻身《福布斯》全球十大富豪之列；1989年到2002年，则一直被《财富》评选为“台湾首富”，1995年更被《福布斯》评选为“世界第六大富豪”暨“华人首富”，当时的个人净资产高达85亿美元，被台湾媒体封为“聚财之神”。

培养接班人

分家之后，蔡万霖做的另一个大动作是培养接班人。

蔡万霖共有四个儿子，依次是蔡政达、蔡宏图、蔡镇宇和蔡镇球，长子蔡政达身体不太好，所以主体事业——国泰人寿的接班重任就落到了次子蔡宏图身上。

蔡宏图出生于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后赴美深造并于1978年获法律博士学位。他原本打算在美国工作几年，并为此考取了华盛顿特区的律师资格证，然而造化弄人，证书刚下来，他的二伯蔡万春就中风了，他的人生规划也就随之改变。

1980年，蔡宏图应父亲之召回到台湾，后进入国泰人寿。他最初的职位是常务董事，主要工作就是陪在父亲身边观摩，从看财务报表一点一点学起。在几个孩子中，蔡宏图的性格最像蔡万霖——低调勤勉，谨慎持重，而且有恒心，很适合做寿险行业。此外，蔡宏图的形象也非常好，俊朗儒雅，有“太子”之风。

一番历练之下，蔡宏图快速成长起来，逐步具备了接班能力。他先是在1984年被晋升为副董事长，后又于1990年正式接替父亲出任董事长。同期，他的弟弟蔡镇宇也被晋升为国泰建设董事长。

不过，蔡万霖在退居二线之后每天仍与几个儿子共进午餐，其间面授机宜。

蔡宏图在接班后大举拓展国泰系在整个金融领域的版图，进入了财险、银行、证券等领域。2001年12月31日，他又将自己名下企业整合到一起，创立了国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泰金控”）。

目前，国泰金控已发展成为台湾最大的金融集团，除了台湾本土之外，还扩展到越南和中国大陆，而且都发展得不错。其中，中国大陆分支的国泰财产保险公司（简称“国泰产险”）在上个月还报了一个大新闻。

7月底，国泰金控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国泰产险吸纳蚂蚁金服成为其控股股东。具体交易为，蚂蚁金服出资8.33亿元人民币认购国泰产险51%的股份。这笔交易，是蚂蚁金服继与腾讯、平安在2013年10月成立众安保险之后，在保险领域最大的动作。而据报道，这笔交易是由蔡宏图的长子、家族第三代、“国泰王子”蔡宗翰策划促成。

以上成就的取得，与蔡万霖几十年来对儿子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尤其是对家风的严格坚守。蔡万霖经常教育儿子们，“教养比门第更重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他给儿子们定的规矩之一是不准晚上出门应酬，更不准醉酒，谁晚上出门了，他就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儿子回来。有一次，一个儿子不但回来晚了，而且喝醉了，结果被蔡万霖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那声响在整个院子都听得清清楚楚。而此事之后，那个儿子痛改前非，严格遵守家规，并将这种持重的家风传承了下去。

“聚财之神”

2004年9月27日，国泰金控发布公告称，其创始人蔡万霖因病去世，享年80岁。不过，葬礼并没有立刻举行，而是拖到了三个月后的12月28日。

葬礼的追思纪念会在孙中山纪念馆举行，馆内2500个座位座无虚席，参加葬礼的宾客包括：陈水扁、吕秀莲、各行政机关负责人及立法机关民意代表；商界的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台北101董事长陈敏熏、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等，其规模之隆重在台湾商界绝无仅有。

蔡万霖的遗体最终安葬在位于台北瑞芳的金石园墓园。据报道，这块墓穴是蔡家人请风水师精挑细选的，在整个金石园墓园亦处于上佳位置，能庇佑家族及企业之运数。有人评论说，此足见当年蔡万春中风后那场由分家导致的危机，对蔡家人影响之深，他们宁可如此也不愿再出差错。

蔡万霖去世后，人们关心的另一个话题是蔡家到底要交多少遗产税。根据《福布斯》测算，蔡万霖在2004年的个人净资产为46亿美元，折合1564亿元新台币，而当时台湾遗产税的税率是50%，也就是说，蔡家要交的遗产税高达782亿元新台币。但后来爆出的消息却是，蔡家需要交的遗产税只有不到5亿元新台币！

这一消息让整个舆论沸腾了，有人批评蔡家人“不老实”，有人则在研究蔡家人到底是怎么办到的。这时一些人忽然指出，蔡万霖早在1998年8月就因轻微心肌梗塞住进了国泰医院，此后再未公开露面，因此怀疑……那段时间传言满天飞，而两岸三地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寿险公司也跑来凑热闹，纷纷向有钱人兜售“蔡万霖如何规划遗产税？”的讲座。

一代“聚财之神”，最终以这样的形象留在了公众记忆里，真不知这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

蔡万霖生前的态度表明，他对外界的成见似乎已最终释然：当年，十信储户批评他“为富不仁”、“忘恩负义”时，他没有申辩；后来，民众批评他“炒高房价”时，他也没有申辩；而此时，面对关于关遗产税的批评，他已无法申辩想来也不想申辩了。他生前的慈善作为和节俭作风，是不会因为这些成见就被抹杀的。

在慈善方面，蔡万霖于1980年成立了国泰人寿慈善基金会，旨在救助急难，扶老携幼以及照顾残障。此外，他还成立了专门面向文化和体育事业的国泰建设文教基金会，建设了大量基础文化设施，另外帮助了大量贫寒子弟。数十年来，他向社会捐赠的财富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亿元新台币。

在对慈善事业慷慨的同时，蔡万霖对自己却很节俭。他住的楼是自家建的，并不豪华，开的车是一辆台湾本地产汽车，孩子们给他买了一辆奔驰，他却不怎么坐，说太豪华的车会让人忘记勤俭。他平时巡视各分公司时跟员工一起吃工作餐，抽的烟是普通民众都抽的“万寿牌”香烟。他喜欢穿西装，但却不选什么奢华品牌，而且每件都能穿将近十年。

蔡万霖的人生传奇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精神：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穷小子，依靠勇气、勤奋和智慧，通过投身新兴事业而获得商业成功。然而在大富之后，他并未陷入物质享乐或者精神空虚，而是以一种清教徒般克勤克俭和矢志不渝的态度，不断壮大自己的事业，并保持家族和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