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能力超强的AI公司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立专访

我甚至没有注意到进入公司的人轻轻将脸向旁边看去，门就开了。大约在三年前，同样在距离几条街之外的中关村，一些具有前瞻性的投资机构开始试验人脸识别进入办公室，在尴尬地多次刷脸无果后，一位工作人员只能让前台为我开门。

现在，我被带到清华科技园19层。进入一家顶尖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封闭实验室之前，自然使人联想一些充满科技未来感的场景：巨大的机器蚁穴、人类骨骼模型或者随时能够和工程师对话的机器人。

但眼前这些都没有。

正在午休的工程师们睡眼惺忪，他们的桌子上摆放了一个人头模型。一旁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人头模型是用来做人脸识别实验，仅此而已。这里和普通的办公室没有任何区别，感觉仿佛一下子让人从《西部世界》中回到现实。

这里可能是决定全球人工智能未来的场所之一。它属于一家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起码在2016年之前，这个公司的名字只在投资人和学界人士口中传播。但在2016年后，它迅速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尽管有一些言论认为，它估值虚高，不过这家公司也不做反驳，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就发生在身边。更现实地说，在中国如果你是一名守法的公民，会享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各种便利，就像生活在“未来世界”，声音和脸部图像已经开始用来识别你的身份；如果你是一名罪犯，则像生活在《1984》描述的场景中，同样的技术会让你无处藏身。

这两个平行世界背后，有同一个交叉点——一位37岁的创业者，领导同一个团队，花费4年时间让这些变化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现实。

预言家们再次拿出了那个比喻：人工智能是蒸汽机、火车、互联网之后出现的机械齿轮，这种技术必将改变人类历史的发明。乐观者看来，人工智能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会改变政治结构，会催生新的生产力；悲观者看来，人工智能只不过是创业公司们编造的谎言，为资本市场讲述的一个个故事，用以完成凶险的实验。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悲观者或乐观者的投资者眼中，如今商汤科技已经成为资本最为推崇的人工智能公司。在几轮融资过后，其估价达45亿美元。（最近有投资人告诉我，它的估值如今已经达到60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滴滴与快的合并后的公司估值。）

徐立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在2014年创办了这家公司。在2018年的《财富》40位40岁以下商业精英中徐立排在Airbnb创始人布莱恩切斯基之后，排在字节跳动公司首席执行官张一鸣之前，尽管商汤科技的商业估值不足字节跳动的十分之一。

放在科技创业圈，37岁的徐立并不典型。和2000年前后中国互联网起步时的第一代相比，他缺乏马云、张朝阳的张扬和十足个性；与互联网向线下扩张的第二代相比，他不如滴滴创始人程维、美团创始人王兴那样野心昭然——通过快速融资、快速烧钱获得市场和垄断地位。徐立要创业时，最好的创业时代已经结束，身边早已巨头林立。但是另一个激荡波动人心的时代却又在眼前，一种神秘而不可逆的力量推动他创造了一家同样炙手可热的公司，其风头之劲完全不啻于之前诸位。

在徐立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一家年轻公司如何在4年中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

穿过外界想象中的光环，忘掉那些英雄史诗里才有的偶然与巧合，假设能力与机遇的完美碰撞的机会比比皆是，这个故事展现的是合适的人拥有了正确的技术，如何势不可挡地迭代，如何在一个风口上被舆论无限拔高，又如何借力新商业模型在现实中落地。

上海黄浦江上，一条货轮漂过。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科技似乎从来与这座城市关系不大，贸易让上海繁荣。

我入住酒店时，旁边一个iPad大小机器，它的一侧支出一只摄像头。这种简陋的设备并不美观，很难想象它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我需要把身份证放在机器上，同时眼睛看向摄像头，完成身份识别。一旁的酒店人员告诉我，这台机器和公安系统联网。

这种现象无处不在。安防已经成为人工智能重要的市场之一：成都双流机场已经完成了人脸识别试验；北京南部即将投入使用的亚洲最大的大兴国际机场也使用了这项技术，并且有可能完成人脸与物品的机器识别；面部识别已经成为手机厂商们的标配，年轻人们也已经适应了诸如抖音等短视频应用上的瘦腿、美颜等特效技术。并非巧合的是，背后的提供商都来自同一家公司——商汤。

这些都让人好奇，而我即将见到创造和改变这些现实的最重要人。

徐立在安静地等待电梯。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穿着蓝色T恤，留着分头，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背着皮质棕色双肩包。单纯看上去他甚至有些木讷，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并且有着80后独特的幽默——我见到徐立的几周前，他接受中国财经媒体人吴晓波的视频访谈，吴晓波问他，人工智能会不会让人失业？他回答：那要看这些人和我们的关系好不好。

我们首先从三个人的名字谈起。《财富》杂志把三位科学家称为人工智能“加拿大黑手党”：第一位是杰夫·欣顿，这位71岁高龄的英国人在多伦多大学任教，是深度学习领域的先驱，而这一领域业已成为人工智能的代名词；第二位是一位名为杨立昆的58岁法国人，上个世纪80年代曾在欣顿的实验室工作，如今是Facebook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第三位是55岁的约书亚·本吉奥，出生于巴黎，成长于蒙特利尔，如今在蒙特利尔大学执教。

“杰夫·欣顿是一位绅士。”徐立说自己曾经在各种论坛会议上陆陆续续见过此三人，但并未真正与他们聊过。“他们创立了学术上的一些思想，但在工业级的应用一直没有很火。”一谈到学术与应用，显然引起了徐立的兴趣。

说到兴奋处，他在桌子上凭空画了一条线。“你瞧，这一条线是科技的发展。”然后他立刻反问我：“我们如何去定义一个时代？”

大约在2秒钟后，他自己开始解释：“如果去查时代这个词，都说政治、经济、文化定义的一个东西叫时代。但是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甚至信息时代，所有时代都与跟政治、经济、文化无关。只跟科技有关。”

接着，他又凭空画了一条线。“这一条线是工业发展。”他说：科技和工业发展始终并行。但什么时候这两条线产生交集？”

徐立提出一个自己创造的概念：工业红线。在过去的60年里，人工智能很难跨越这条工业红线，即没有提高生产效率。他的观点是，科技总是渐进式的发展，而工业一定需要跨越式的发展。

现实正是如此。1956年的夏天，一场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多年以后被认定为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起点。1997年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曾经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当时人们认为这证明了计算机的力量，但用户也并不知道这与自己能有什么关系。

直到2009年杰夫·欣顿以及他两个研究生，将神经网络应用于语音的声学建模，在小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数据库上，获得了语音识别竞赛胜利，这种方法被应用于谷歌安卓手机上，用户才稍稍对人工智能有所感知。

徐立觉得现在起码一些领域人工智能已经跨越了那条“工业红线”。无处不在的人脸识别支付已经成为现实；手机上的双摄像头拍摄成为标配，数码相机的地位岌岌可危；甚至记者们的工作即将被机器人取代。

但人工智能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曾经有一家公司找到商汤，想要提高流水线上的良品率，但徐立听完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后，表示商汤做不到。原因在于，人工智能并不能改变整个生产流程，而某个环节的生产流程，人类的效率远比人工智能要高的多。

另外，正如在所有人都急切盼望人工智能能够全面改变的医疗领域，徐立觉得如果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才能真正让机器为人类看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技术，都过不了工业红线。”

“现在这个时代是科技渐进式发展后，工业跳跃式发展的那个时期吗？”我问。

“对。”他的手指向两条线的交汇处。

关于徐立和商汤的一切都要从深夜的一个电话说起。2014年年中的一天，徐立身在香港，一位同学邀请他见面，“顺便”看一家公司。

当徐立进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鸥准备创业的办公室，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电话、没有工位的办公地，“和皮包公司差不多”。

汤晓鸥教授并没有急于说服徐立加入，而是讲了自己的香港故事。

1997年，汤晓鸥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他发现香港招不到最优秀的学生。一直以来，香港顶尖学生追求去美国读书，而香港的教授们则想要尽量让学生多在自己身边做研究。往往这种研究工作长达数年，所以多数优秀的学生在1年后就选择离开。在当时的香港学界，教授与学生的矛盾冲突明显。

汤晓鸥找到了症结：学生要去美国，那自己就做学生最有利的跳板。他也有自己的原则：第一，来到这里的学生一定要有强烈的愿望申请名校，我的实验室只送你去全球前四学校；第二，你自己真的要足够勤奋。

概括来说，汤晓鸥的宗旨是，尽快送学生到自己想要就读的名校。

此后，汤晓鸥的学生一一被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名校录取，而他自己的回报则是：清华大学前几名的学生都会想到汤晓鸥教授的多媒体实验室学习。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学生知道，来到多媒体实验室后，镀金、跳板，完成去美国继续深造的梦想。

这种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一些学生逐渐发现，自己去了全球前三的学校后，最后的归宿也是诸如Google、Facebook、微软等公司就业，在汤晓鸥这里读博后也可以被这些公司招募。归宿相同，不如就继续在此毕业。这也让汤晓鸥教授拥有人工智能最广泛的学生群体。实际上，至今商汤的许多中层人才都是他的学生，这些人曾经在Facebook、谷歌、微软工作，最终回到商汤。

听完这个故事，徐立觉得汤晓鸥是一名既有目标，又有策略的人。“从这点来说，他不像一名教授。”这也让徐立与汤晓鸥达成共识——他们并不想做高高在上的技术，而要把这种技术转化成商业和生产力。

不久后，徐立遭到了妻子的反对。妻子让他问汤老师：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你适合创业吗？

徐立真的打电话问了。汤晓鸥回答：“适合。”直到后来的一次年会上，汤晓鸥回忆起这个电话时才坦白，其实心里想的是“不适合”。

与滴滴、美团这样的直接面对用户的公司不同，商汤早期的行业竞争并不明显。因为人工智能并没有火热，他们能做的事情只有进行研究和发布论文。公司成立前的2011到2013年间，全球顶级计算机视觉学术会议上，有关深度学习的文章共29篇，其中14篇是来自于商汤，几乎占了一半。

商汤当时最有野心的计划是垄断人才。徐立相信长板理论。他认为既然商汤已经有了人才和研究的长板，接着要做的就是继续不断加强长度和壁垒，直到别人发现这块长板再也无法超越。他用了一个比喻：逃逸速度。“想要彻底摆脱竞争对手，必须达到逃逸速度。”

徐立和汤晓鸥在这一点上达成高度一致：人工智能就像两个国家下围棋，比拼的只是全国智慧最高的三个人的力量。同样，改变世界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只是少数一两个人的事情。

这一点让商汤奠定了后来的基础。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 (CVPR) 是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顶级学术会议，在大会上发表的论文被公认为代表了该领域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2017年商汤科技与香港中大联合实验室共发表了23篇论文，超过了以人工智能技术著称的科技巨头Google (21篇)和Facebook(7篇)，直到2018年Google才以45篇论文的成绩超过商汤的44篇。

时至今日，人工智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两个科技大国之间的博弈点。一些人认为，中国在科技上从没有领先过美国，但这种形势可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发生变化。

卡内基梅隆计算机科学院院长安德鲁·摩尔就指出，在2018年提交给大型人工智能会议的论文，50%都来自于中国，而在十年前，这个数据是 5%。2017年中国的 AI 初创公司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中，所占的比例为惊人的 48％。按照商汤的统计，在创业后的3年，这家公司在顶级视觉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麻省理工和斯坦福大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上的成功，任何一个公司都经历过多灾多难的痛苦时刻。

徐冰有着与自己年龄不符的成熟。他背起高高的头发，穿着长款大衣，有一名助理随时提醒时间安排。他说话时成熟、老练，或许与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一职有关。

徐冰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是创始团队中唯一不负责技术的联合创始人。他一年四分之一的时间在飞机上度过，时间被秘书精确分配到每个小时，平均一年要见超过100位投资人。他每天早上七点开始电话会议，与投资人和被投公司见面，这种见面有时候会持续到晚上九点，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时间属于公司核心高管，这是公司讨论战略的最佳时间，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四年。

另外，徐冰需要“被人投资”与“投资别人”之间快速完成身份的转化——他即负责商汤的融资工作，也负责对外投资。从公司成立之初，商汤的融资工作大多由徐冰完成。

“有人说商汤是融资机器，你怎么看？”我问他。

“商汤是融资能力非常强的公司，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他回答。

接着，一连串的数字从徐冰嘴里喷涌而出。他的例子是，诸如监控安防类型公司，海康、大华，已经成为非常大的上市公司，海康公司市值最高达到3千亿人民币，大华最高时也有1千多亿人民币市值，但他们身处的监控摄像头的市场每年增量只是10%到15%。但AI产业整个市场每年100%的增长速度。“今年市场是10亿，明年是30亿，后年90亿，再后年可能是200亿，这样曲线增长的市场。”

单纯看到商汤的投资者清单，IDG、淡马锡、阿里巴巴悉数在列。很难想象，如今光鲜的商汤科技，在2014年左右却迎来至暗时刻。

IDG是商汤早期的投资人之一。当时这家投资机构派出牛奎光和周全对商汤进行研究，牛奎光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他知道论文对于这个行业的重要性。IDG从基本理论判断，汤晓鸥的多媒体实验室从2001年开始研究深度学习，是最早做深度学习的华人团队。

2011到2013年深度学习刚刚开始发光发热的三年，全球29篇深度学习的论文有14篇是商汤一个团队发表。在看到论文数量后后IDG决定投资商汤，为公司估值2亿美金，连创始团队都觉得这个估值挺不可思议。徐冰说当时“什么都没有，公司都没注册。”

另外一名和IDG同期想要投资的人说：当时我们没有完全看懂，他们确实有很多论文，但这看上去并不是一家公司。

随后商汤便陷入了融资僵局。融到钱后，2014年、2015年商汤做了两件事情没有人理解，他们把钱花在了招聘大量博士、教授上；同时花大笔的钱购买硬件，建超级计算平台。——这正是徐立早期的人才垄断和计算垄断的想法。根据徐冰的说法，商汤的单精度总算力已经超过了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超级计算机“太湖之光”。

早期来看，商汤确实是不计成本地投资基础设施。在那个时间点上，商汤一直找投资人，希望投资人给更多的钱，可以建更多、建更快的超级计算平台。

当时商汤看到市场上知道怎么做深度学习的人就只有那么多，想把他们都招进公司，思路简单粗暴，笼络这些人才后，别家就无人可招，无法与商汤竞争。徐冰的任务是找到投资人再给商汤更多的钱。即使在那时候一些大的科技公司都不会有这样的预算买GPU建超算。

不久后资本寒冬让投资人们噤若寒蝉。徐冰和投资人讲超级计算机，投资人反问：“你们是在做研究院还是在做公司？”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资本暂时退场后，救了商汤的是一名曾经的演员。

作为一名投资人，任泉认为人工智能在10年周期上是绝对不可逆的趋势，一定会有下一个BAT级别的企业出现。在他看来商汤在学术研究上已经有这样的征兆，没有人可以在学术研究上与之对抗，即便全球肯定有，也是诸如Google、facebook这样的全球对手。

按照徐冰的说法，任泉的投资给商汤送来一笔雪中送炭的资金，没有这笔钱，就不会有商汤这家公司。

商汤的商业化进程在2015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彼时中国政府意识到手机实名制的重要性。于是全球最大运营商启动了一场涉及3亿人的手机实名制运动。当时情况是，由于已有3亿张已经被售出手机卡没有实名注册，想要让已经获得手机卡的用户到线下营业厅重新递交身份证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事，而如果没有进行实名认证，手机卡将面临停机风险。

人脸和文字识别这时候发挥了作用。过去一切需要去营业厅办理的流程，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3亿人打开手机、拍照，和身份证上的自己的照片完成比对。除去人脸识别外，中国移动还要求对身份证上的汉字进行识别，这显然增加了难度。

那时商汤虽然已有深度学习的引擎，但没有身份证照片，导致没有数据训练，很难把文字识别的算法做出来。中移动的数据为商汤提供了基础训练，在拿到一批数据后，大概用了两三个月时间把文字识别算法的精度连续从70%提升到80%，后来超过90%，这时候去测试比行业第二名高了20%。

这个实验让商汤印证了一件事：公司在拥有一个深度学习引擎后，只要提供大量的数据训练，就能在短时间内提供优秀的识别率，无论文字还是人脸都是这样。这个项目也给中国移动留下深刻印象，在中移动的潜意识里，这件事很难成功。

从另一层面来说，这场涉及3亿人的实名制运动，也让中国用户第一次体验到人脸识别。当然，这也为商汤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商汤与中国移动的合作从2015年开始探讨，2016年签约。徐冰说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合同，此后的2017年、2018年都有巨大的合同，连续几年中国移动都是商汤的大客户。

而此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们开始享受一种名为“AlphaGo”现象，谷歌引爆了全球对人工智能的热情，同时推高了所有人工智能公司的估值。

徐立把这种现场称为金融革命与资本革命。当技术突破工业红线后，资本立即跟上，两者协同。而此后商汤的融资则逐渐顺利。

高通投资的负责人沈劲给我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当时，高通发现自己的客户vivo、OPPO、小米都在不遗余力的投入人脸双摄像头的研发工作，而它们的合作伙伴则是一家名不见经传、名为商汤科技的公司。这让沈劲发生了兴趣。他发现，技术之外，商汤具有很强的商业化能力，即能够真正签单、赚钱，随后决定投资。在完成C+轮融资时，商汤曾声称，2017年公司已实现全面盈利，业务营收连续三年保持400%同比增长，2018主营业务合同收入同比增长10多倍。

上海郊区的滴水湖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土地。很难想象在距离上海市中心一个小时车程外，有这样一片空旷的土地，大型工程机械在泥泞的土地上不停工作，已经建好的道路平整而干净。这里极少有车辆通过，想要打到出租车都并不容易。

上海市政府想要把这里打造成一座“无人系统”试验场。去年5月，这里启动了陆、海、空无人系统综合示范区建设。政府的一期规划是，临港示范区将建设总长4.7公里的无人驾驶封闭测试道路。在外界看来，这是上海想成为无人系统产业主导的一次重要投入。

一辆林肯轿车和本田轿车就停在路旁。“你是第一个坐上我们无人车的媒体。”一旁的工作人员提醒我，汽车外观可以拍照，但内部的拍照行为被严格禁止。

这辆被改装过的林肯轿车看上去颇具科技感，雷达和微距测试仪器安装在汽车周边。我坐上了副驾驶的座位，前面有一台电脑实时记录测试数据。

“我们会把一些参数调整的敏感一点，这样就不会撞到人。”坐在后排的工程师说。而我的感受是，这些数据可能过于敏感，当我们的车前方大约还有10米处有障碍物时，林肯车抖动了一下，远远避开了障碍，继续前进。

在这段2公里、仅有一个红绿灯的路段上，你可以明显感受到自动驾驶和人类驾驶的区别——自动驾驶的行为更像执行一个命令，而人为驾驶则要缓和许多。当前方刚刚出现一个黄灯时，林肯车选择立即停了下来，如果是人为驾驶，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冲过去。

对于无人驾驶，商汤的目标是在2025年左右和本田一起推出可量产的自动驾驶系统。

实际上，商汤一直强调自己并不是一家只会人脸识别的公司。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一家提供底层智能工具的公司，或者说，他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发电厂”，至于哪个行业需要电力，则由自己说了算。徐冰的话佐证了这一说法。“垂直行业里任务就是使用好人工智能这个技术，而不是做人工智能技术。”商汤只想提供技术或者直接投资这些企业。

但在诸如无人驾驶这些重点行业，商汤还是希望亲力亲为，毕竟这是一个跨越“从无到有”的市场。按照商汤现在的计划，这些亲力亲为的行业有大约有18个，包括智能手机、互联网娱乐和汽车、金融等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都是利润丰厚，又急待提高效率的行业。

徐立的第一次关于自己身份的确认来自于学生时代。他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小学时候，由于父亲从事一些电脑服务工作的创业，后来加入富士施乐，繁忙的工作让父亲无暇顾及徐立，这也导致他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他说自己如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都被拆掉了。“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挺厉害的。”

从小学开始，徐立就想要挑战权威。他一直怀疑“万有引力”的正确性。老师告诉徐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宏观世界的解释，它们是一致的。徐立却认为，根本不存在万有引力，这一定律只是为了计算的实用理论；他小时候一直觉得语文是一门很难的学科，原因在于对于作者的理解不尽相同，老师总想用教程中的理解告诉徐立，徐立却并不认同。他会怀疑《红楼梦》中贾雨村名字的隐喻，也会认为鲁迅的一些写作并非老师所教的意思，用他的话说“我只拿我认可的部分。”

他所在的初中并不知名。在这所中学能够进入普通高中学习的同学都不多，至今的聚会徐立依旧可以见到中学同学从事厨师、保安等形形色色职业，而徐立想要进入重点高中。

徐立的办法是参加各种竞赛。在初中时代，他参加了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甚至即使他写字并不好看，也依旧报名参加了书法比赛。现在回想起来他会用“大数定律”来解释这种做法——参加竞赛越多，越有可能获奖。

幸运的和努力的结果是他在上海市物理竞赛中获奖，并由此进入复旦附中理科实验班。但不久后就遭遇打击：班主任找他谈话，认为全班只有徐立一个人是来自普通初中，希望他能够去普通班学习。

徐立乐观地接受了老师的建议。但在一年后的期末考试后，他排在全年级第11名。“只要是自己想做的，总能找到一条路去把它做好。”这是他的总结。

我和徐立的谈话谈到了唐骏。这位曾经的微软中国总裁因为伪造学历，被公众发现后尴尬收场。徐立并不认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在大学时期他听到了唐骏的演讲，唐骏讲述了自己为了争取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骑着自行车每天去找相关领导，见面后只说一句：领导好。他每天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每天与领导打2次招呼，最终那位领导说：给你、给你，名额给你。

他把唐骏的故事讲给了商汤的销售人员。有时候销售人员会遭遇丢单情况，徐立告诉他们，没事，继续去拜访客户。甚至徐立告诉销售具体的办法，每天去问好，不要打扰别人，向别人汇报公司进展，不必提任何销售需求。

徐立从唐骏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这些和他的中学时代极其相似——如果有一个目标，总能找到一条路径实现。

徐立依旧在学习如何变成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虽然他用批评的眼光看待机场管理学书籍，但也试图从中寻找营养，他会查阅这些书籍的目录和资料来源，从更经典的管理学书籍中总结方法。他说这是自己阅读论文时的习惯。

他认同彼得德鲁克的观点——只有本地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解决本地问题。他自己也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所有具象的行动，归根结底都是抽象的企业文化驱动。

商汤的企业文化形成，带有明显的学院派特点。几乎所有高管都曾经是温和的研究人员、学者，这种天然的温和，有人担心这种天然的温和让商汤缺乏狼性气质。但在商汤内部，他们倡导一种“黑羊”文化，即“温和的狼性”。

成都双流机场是中国西南部最大的航空枢纽，每年有约5000万人次从这里飞向世界各地。依靠人工识别比对证件，让这座机场的安检人员需要每个小时进行轮播换岗。为了提高通勤效率，机场管理者想要从人脸识别中找到答案。

2017年10月左右，在一次重庆的航空展会上，双流机场遇到了商汤的商务人员。当时，商汤的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在酒店应用，双流机场希望商汤能够试一试将这种设备应用在机场安检通道。和酒店的应用场景完全不同，机场需要更快速、更准确的人脸识别。

更具有挑战的是，当时已经有另外一家AI公司和双流机场有了合作意向——它需要从另一家公司手中抢单。

是否能够抢单成功，商汤心里也没有底。初步接洽后，依据需求商汤在产品的算法及硬件层均进行升级，设计出专为机场安检场景定制的身份验证一体机，几天后与机场安检系统完成对接，放入双流T2一条旅客通道进行实战测试。在两周密集测试结束后，最为关键的几个技术指标，商汤拿出了有说服力的数字。人证比对准确率在当时即可能够达到98%以上，几乎没有误识率，大大超过人眼辨识安检的水准；相较酒店场景，机场安检定制版的设备识别反应速度更快。

在2018年春运前，双流机场开始启用人脸识别技术，结果是安检人员疲劳度下降，而通勤速度提高了一倍。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由于2017年年底双流机场的预算已经用完，商汤和双流机场达成了另一种协议：双流机场的人脸识别设备上，印上了“商汤”两个字，用宣传作用当做设备购买费用。

不过，好在新的一年双流机场和商汤签了真金白银的购买协议。双流也成为第一个将人脸识别应用在安检通道的机场。以至于后来北京国际机场T2航站楼现在正在测试一条完全无人的安检通道，供应商也是商汤。

商汤一直保持着一种研究院气质。这家公司有三个主要职能部门：研究院、工程和产品部、销售部。师兄、师弟的关系在这里屡见不鲜。包括徐冰在内的众多高管都是汤晓鸥的学生，研究院的院长王晓刚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副院长林达华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副教授，包括汤晓鸥本人至今也是老师。甚至这家公司还保持着每过一段时间，核心员工一起阅读学术论文的习惯。

虽然师兄、师姐的关系一方面让同事之间更具认同感，但工作的关系让这些人又保持敬畏。这家公司有着严格的回报流程，徐冰的师姐、曾经苹果的工程师戴娟说：“公司不是一个家族企业，这是一个正规军的公司。”

学院派公司的另一个特点是，公司上下都要求坚持原创，反对任何抄袭行为。汤晓鸥主编了一本名为《人工智能基础（高中版）》的书籍，在上海的一些中学，这部教材已经成为选修课程，当然它也为商汤进入教育领域进行了拓展。

徐立笃信生产力的变化导致时代发生变化，而科技是生产力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最终完成这一切的将是“商业”这一古老的形态。而一切都是时间问题，他需要找到一个用技术切入工业的最佳时间点，然后一点点让这些技术变成现实，这将是一个缓慢而连续的过程。

徐立迷金庸，想成为“杨过”那样的人物。他觉得杨过有领袖气质，能够说服别人和自己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甚至可以影响敌人。他认为这种素质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至关重要。

采访即将结束，我们谈到历史和人类进程的关系。一个牵扯到哲学的问题吸引了徐立的兴趣：到底是英雄改变历史？还是历史成就英雄？徐立再次把赌注押在人的力量上，他相信一个人、或者一批人的义无反顾会缩短历史进程。

如果你认识徐立三天，会觉得他是一个规矩的学生、小心的丈夫和谨慎的企业家；如果放大时间尺度，你会发现同样的徐立也会有义无反顾的瞬间。我想起他讲的一个自己的故事：大学即将毕业时，徐立决定放纵一把，横渡了上海交大思源湖。“那个湖平时扔杂物进去也要罚款，现在我把自己扔了进去。”

-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