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善曹德旺关于“死亡税率”的账，算出了民营企业的真实处境

来源：正和岛标准，整理自光远看经济、凤凰财经、第一财经

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曹德旺，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CEO周健工采访时，针对其投资10亿美金在美国建厂做汽车玻璃的计划进行了相关说明。其中，曹德旺道出的“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的现实，将中国民营经济的处境直白地用数字描绘了出来，引发了媒体圈的热议。12月17日，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某论坛上直言称，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马光远则更为直接，“高的税负下，企业能够活着已经不易，谈何创新和转型？”

一、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问：我猜以后你在美国待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因为美国的机会就像你说的一样，遍地黄金，遍地是机会。

曹德旺：我不这样看。对中国人走出去投资（跟风式大干快上），我有一点惊讶。因为我做国内做40年了，我在美国投资是1995年开始，原来拿几百万美金、一千万美金去投资，对美国政治、文化、市场，观察了20年后我才下手。因为我在美国卖玻璃，我每年从美国卖回来七八亿美金，我只是把工厂迁移。

工厂迁移，一个是美国人再三要求我在那边办个工厂，第二个是我们国家现在制造业踟蹰不前，为什么呢？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跟美国比的话比它高35%。

问：高35%？

曹德旺：他没有增值税，我们有增值税。他只有所得税40%，你赚到钱，他的所得税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这些5个百分点就是40%，因此在美国做工厂的利润比中国高。

问：美国的土地一定很便宜吧。

曹德旺：他土地基本不要钱。

问：能源呢？

曹曹德旺：能源，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

问：劳动力呢？

曹德旺：蓝领是中国8倍，白领是中国的2倍多，白领便宜，蓝领贵。

问：综合劳动生产率是中国高还是美国高？

曹德旺：这样算吧。做一片夹层玻璃在中国要1块2，在美国要5块5，我们预算是6块5，差5块。差5块的时候我在美国做是5块5，顶掉了不要了。我们出口美国，出口是先征后退，在这基础上还要交4%，这样，一块玻璃出口需要交1块多钱，这就省去了1块多。那么在美国还有电价便宜，气价便宜，还有很多优惠条件，总的来说，算起来他那里比这里，总利润会差10%。

问：就是在那边会？

曹德旺：多赚百分之十几。

问：所以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还是？

曹德旺：中国高，劳动生产率还是中国高。因为我们中国能够招到年轻的工人，美国提出来恢复制造业大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劳动力，年轻人不干，都跑到华尔街或者硅谷去。

问：那你工厂两千多工人都怎么招来的？

曹德旺：招的都是跟我年纪一样大的人。

问：制造玻璃或者制造其他的产品，劳动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曹德旺：美国就是这个问题。全球各国现在都有问题，只是问题的性质不同。

问：你刚才提到中国哀鸿遍野，你对中国现在整个经济形势是怎么判断的？很多人都很悲观，尤其是制造业。

曹德旺：我认为你们媒体有问题，中国问题先从媒体身上解决。你看美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它经济这个事情正常运营是波浪的。要求他这样平下来一直往上升，在变化波浪当中前进向上爬。应该允许他上允许他下。

我认为不能说是悲观，应该对中国经济的看法要坚持一个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因为我们这几年是从美国学回来去工业化，因为我们没有去工业化，美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强大的国家，它现在开始，奥巴马当总统就开始号召恢复制造业大国，但是他发现现在不灵。现在强调政策回归到原来轨道上面，去工业化它经历了四十多年了，它又回去回到工业化的轨道上面去。搬回去最少要15年左右。

我们中国呢，现在你看看，最赚钱的就是IT，IT实际上本身没有赚钱，他就是忽悠就是从资本化利用民间钱拿来做这个事情，第二个就是私募基金、投资银行，银行这几年赚的盆满钵满。实体经济，因为劳工成本高，大家都去做房地产，盖房子要用劳力，变成我们有效的劳工被房地产拿去，再加上转金融业、IT业，这些服务业的高需要劳工也找不到人，这样的情况你说怎么做？

现在我们的制造业面临着，人工工资高，我们四年前跟今年比人工工资涨了多少呢？涨了三倍上来。

第三个运输成本高。我在美国的运输成本算下来，美元换成人民币，一公里还不到一块钱人民币，我们这里过路费比较高。

再加上，税收比美国高。我们比较了国际上，全球最高的在这里（注：除了在美国投资规模超过10亿美金的工厂，曹德旺还在俄罗斯等国家投资建厂，而且都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工业项目）。

再加上，我们认为投资化的重复建设，不仅仅是房地产过剩，商场过剩，酒店过剩，制造业这边，钢铁、玻璃、水泥全部过剩。我们宁可继续做哪些不靠谱的事情，从来没想过你救了今年，明年怎么办？救了明年，后年怎么办？

你知道拖一年严重一年。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保卫中国，是中国国土上每一位精英的责任。这些精英应该站出来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困难我们必须正面对待。

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

我也在宣传给人家信心。信心要把问题讲清楚才行。不管怎么样，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你不做那以后怎么办？

二、中央党校教授：必须解决死亡税率问题，否则企业全跑了

12月17日，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2016年中华工商时报年会上，讲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回归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及中国制造业应当怎么样应对的问题。

他首先比较了中美的制造业成本。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一样经济划算；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因此制造业回归美国已成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

他认为，应对美国特朗普对制造业的争夺摧战，减税减费和降低成本是核心。他用数据展示，中国自身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因此，中国制造业“内有死亡税率，死亡成本，房地产的夹击，形势堪忧”。什么是死亡税率？最近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研究了中国的税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他认为，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否则企业全跑了。

但他同时表示，减税的阻力太大，更直言不讳道，“财政部去年营改增减5000个亿，其实是假减，去企业问一圈，都没减。现在一些部门，欺骗总书记、欺骗总理，哄着他们高兴，实在是要命。企业都倒光了，他们还说减税5000亿。”赢得了在场的民营企业家的满堂掌声。

他认为，真正实施财政减税减费政策，最关键和最有用的是：将增值税降低5个百分点；将社保费率降低到工资的30%左右；小规模企业纳税起征营业额月标准提高到10万元；人大颁布特别法令停止绝大多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税外行政性收费；将全国政府全部收入规模法定并牢牢控制在GDP的30%以内，不得突破；以及降低运输高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能源高成本、降低房地高成本的配套性改革。否则应付不了特朗普发动的制造业战争。

三、马光远：“死亡税率”下中国企业能活下来已是奇迹

著名税收专家李炜光先生最近发布了他们关于中国企业税负问题的调研，调研报告有三个数据特别刺眼：

一是对于税负究竟重不重的回答，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

二是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接近40%的水平。40%，或3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可以导致大多数东部沿海加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

三是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 %，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

李炜光先生指出：

“近年来国外机构加强了对中国税负问题的分析，相关信息的披露都说明中国企业税费负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Undata公布的2013年世界主要国家的企业生产税和所得税占增加值的比重，中国是22.9%，其他国家只在3%—13.1%之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3年主要国家非税收入占政府收入比重，我国为42.8%，也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开。”

这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可以得出一个一目了然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现有的税收，无论是宏观税负，还是企业的总体税费负担，都远远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税率之重，接近企业的“死亡线”。这么重的税负下，中国企业居然创造了全球奇迹，不仅没有死掉，反而在很多领域规模发展成全球数一数二，令人叹为观止。每一次谈及中国的税负和税收痛苦指数，大家都会拿出很多年前福布斯的一个全球税负痛苦指数的排行榜，在这个排行榜上，中国高居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第二。

过去多年，谈及中国的宏观税负，尽管有关部门用自己的公式一再证明：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但事实上，如果真的统一口径，实事求是，把所有的税负负担都统统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早已经赶英超美。负责任的学者大多同意中国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7%到40%的水平，而目前美国的宏观税负不到30%。

很多年前，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结论，

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

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

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

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

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水平却早已经超越了很多高收入国家。这么高的税负下，企业能够活着已经不易，谈何创新和转型？记得2011年，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几近一半以上的利润都被税费侵占，当年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72.45%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没有利润或小幅亏损，对未来6个月经营信心较低；3.29%的小企业预计未来6个月可能大幅亏损或歇业，对未来经营持悲观态度。在利润下滑，税负沉重的情况下，一部分中小企业只能放弃实业，而勉强坚持做实业的，大部分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很多企业能够活着，的确是靠逃税求生存。

过去谈减税，我们提的是“结构性减税”，过去我一直抨击，结构性减税是骗局，在结构性减税的口号下，所谓有增有减的结果是增的多，减的少，宏观税负不断上升，减负沦为了一种口号。在提出供给侧改革后，为企业减负视为供给侧的五大任务之一，有关部门抛弃了“结构性减税”的提法，直接提到降低宏观税负，减轻税收的总体负担，这是对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诚意的减税计划，提出营改增税负只减不增。但实际减税效果似乎并不大，营改增过程中企业不断反应实际负担在上升，经济下滑情况下，很多地方的加税冲动不断，房地产领域税费负担高达60%以上的情况下，不断传出房产税又要上马的消息。加税仍然是习惯性动作。今年一季度，河南某个地方税收增加了40%，居然在网站当成政绩宣传，思想深处重税主义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

根据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生命周期，中国经济在目前本不应该如此艰难，但在重税主义的重压下，活着已经不易，谈何未来？再不下决心解决企业的税负负担问题，更困难的局面还在后面。